热点资讯林毅夫最新发声：今年5%左右增长可能性很高，中国在2035年之前有望实现5%-6%的增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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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贸易战与扩内需：今年5%左右增长可能性很高，要继续以有效投资驱动消费可持续增长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化，国际环境进入风起云涌的新阶段，而中国经济本身三期叠加的挑战尚未完全化解。
聚焦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该如何看待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贸易战对中国经济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该如何补足？扩内需促消费又要如何施策？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何在？“中国崩溃论”为什么反复出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如何？
近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的“中国经济的内在逻辑与新挑战暨《解读中国经济》新书悦读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名誉院长林毅夫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应。
①提问：该如何看待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与传统生产力、生产关系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林毅夫：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谈新质生产力时，先要明确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再去探讨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最早被提出时曾举了新能源汽车、商业航天、生物制药三个产业的例子，导致各地一开始以为新质生产力仅限于这三个产业。后来中央及时纠偏，指出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传统产业若运用新技术（如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替代传统技术，同样是新质生产力的来源，且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依据各地比较优势。像发达的三市五省中心城市，人均GDP超1万美元，经济发展水平高、人才集中，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如可控核聚变等，利用当地资本、人才优势，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而我国80%产业仍是传统产业，不少处于追赶阶段，有后来者优势，同时可借助智能化、数字化等技术换道超车，新能源汽车就是典型例子。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合适的生产关系和制度安排。如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发展产业，需耐心资本（如政府引导资金、风险资本）支持，相应就要有适配的制度；若属传统产业技术改造，风险较小，主要依靠银行贷款、企业自有资金等，那么制度安排又有所不同。总之，要因地制宜、因产业制宜确定合适的制度安排来释放新质生产力。
我坚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要先弄清楚如何提高经济基础（即发展生产力），才能明确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制度等）中哪些是合适的。改革开放后，80年代曾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更重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调整，但因未充分考虑当时产业实际，因此效果不佳。我赞成释放新质生产力需要合适生产关系，但前提是深入了解生产力特性，才能确定匹配的生产关系和制度。
②提问：有观点认为受贸易战以及美国“小院高墙”政策影响，我国出口可能拖累GDP下滑1.5—2.5个百分点，您怎么看？要达到今年5%经济增速目标，哪些领域可以补足？
林毅夫：对于美国贸易战等对中国GDP影响的预测，不同机构说法不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影响中国0.8个百分点，世界银行预测0.2个百分点，我认为这些预测都只是参考，并非完全准确。
我国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20%左右，出口占GDP的15%不到20%。若不卖给美国，一方面可开拓新市场，我国有庞大国内市场，能通过出口转内销来弥补，政府可刺激消费需求，如推行电器产品以旧换新补贴，企业也积极响应，像京东推出出口转内销优先上架及2000亿元人民币补贴等。另一方面，还可将产品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实际影响会比很多国外机构预测得小。
我坚信中国实现5%左右增长的可能性很高。在没有美国政策影响下，我们第一季度GDP增速达5.4%，现在受贸易战影响可能下滑一点，但也能保持5%左右，可能也就是4.9%。而且我们有足够政策空间来缓冲影响，货币政策方面，发达国家接近零利率，我们可降息、降准；财政政策方面，我国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略超60%，发达国家普遍超100%，我们财政政策空间较大，且政策思路已调整，货币政策从审慎转向适度宽松，财政政策从积极变为更加积极。综上，我认为会比国外那些悲观预测好得多。
③提问：受外部环境影响，我国正积极推动出口转内销，但当前内需不振、消费低迷，您如何看待这个矛盾？可采取哪些措施提振消费？
林毅夫：关于中国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需先明确是消费意愿不足还是消费能力不足。虽然提高收入水平能促进消费，但在既定收入水平下，若人们将钱储蓄而非消费，那仅靠发钱也难以有效提升消费。因此，要从两方面来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
从长期视角看，持续提高消费的根本前提是收入不断提高，而收入增长又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这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离不开有效投资，即依据各地比较优势，投入到能真正带来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领域，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水平上去了，收入水平自然提高，消费增长也就有了坚实基础。所以经济增长模式不能简单从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而是要继续依赖有效投资来驱动，实现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从当前制约消费的因素看，要解决产品供给与信心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有时并非民众没有消费意愿，而是缺乏真正满足需求的合适产品。比如优质的电影作品《哪吒2》就因契合观众喜好而大受欢迎，这说明只要产品对路，现有收入水平下也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可挖掘。
另一方面，当前复杂的外部环境，如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以及一些国外对中国经济的悲观论调，容易影响民众和企业信心。一些类似日本经济停滞的案例被过度解读，导致大家对未来预期悲观，进而抑制消费和投资意愿。然而实际上，中国的现状与日本当年存在诸多不同，不能简单类比。日本经济陷入困境主要是因放弃产业政策后缺乏新技术、新产业支撑，而中国一直在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只要保持信心，持续创造良好就业机会，民众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改善，消费意愿自然会提升。
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有效投资推动产业升级，创造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同时增强各方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实现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的良性循环。
④提问：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中国能持续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为什么改革开放前30年没有做到？
林毅夫：中国从改革开放后到1995年，保持了连续16年、平均9.7%的高速增长。但即便如此，1995年时，中国的人均GDP也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53%。此后到2024年，中国又实现了年均8.3%的高速增长。而无论是从1978年算起，还是从1995年算起，中国都是同时期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是同时期唯一没有出现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2024年中国的人均GDP按现价美元计算是13445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人均国民收入14005美元）。不仅如此，中国的高速增长还拉动了东亚经济体甚至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复苏。有人说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派，我认为我是客观派，因为我讲的后来基本上都成为事实。
发展的前提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这就需要来自技术层面的创新，以及新的附加值高的产业不断涌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普遍规律。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重要区别：发达国家由于产业和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能靠自己发明。像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他们要继续创新，只能依靠自身发明新技术、新产业，但这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率低。从历史数据看，18世纪到19世纪，其人均GDP增长仅1个百分点左右，加上人口增长，平均经济增长约2个百分点。19世纪中叶至今，除特殊情况外，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GDP增长大致在2个百分点，加上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大致在3%左右，2008年金融危机后甚至低于3%。
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从成本与风险角度看，自己发明成本高、风险大，而引进消化吸收成本低、风险也低。若发展中国家懂得利用后来者优势，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可快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也因此快于发达国家。二战后，部分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高速增长，中国自改革开放后成为其中之一，经济增速远超发达国家。
不过，后来者优势自工业革命后就一直存在，可中国却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才实现高速增长。这是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和满足国防安全需要，我国选择重点发展与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但由于当时我国资本短缺，发展这些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需要给予保护补贴，且因技术封锁等问题，只能自己发明，放弃了后来者优势，同时保护补贴带来的干预扭曲也导致效率低下，发展缓慢。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这些产业符合我国当时比较优势，且发达国家已失去此类产业的比较优势，不再加以保护和限制技术输出，我国得以真正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⑤提问：“中国崩溃论”为什么反复出现？
林毅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抱有赶超发达国家的强烈愿望，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拥有与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于是，社会主义国家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策略，而非社会主义国家则多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试图通过发展本国制造业来替代进口。
然而，进口替代战略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这些国家普遍资本短缺，没有比较优势，所以这些产业往往需要政府给予保护补贴才能建立。这导致了资源错误配置、寻租腐败等问题，使得经济发展普遍缓慢。因此，二战后，只有13个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了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展不好，根源在于政府干预带来的扭曲和政府失灵，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系完善，资源配置效率高。对此，主流经济学理论开出了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药方”，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同时，必须把制度安排同时建立起来，也即“华盛顿共识”。除此之外，当时的另一个共识是，中国所实行的“既有计划，又有市场”的渐进双轨制改革，是比计划经济更为糟糕的制度。也正是由于这一“共识”，每当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下降时，国际上就会出现“中国崩溃论”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但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后按照主流理论进行市场化转型的国家，绝大多数都出现了经济停滞、崩溃、危机不断和严重的腐败，80—90年代的增速甚至比60—70年代还要低。而中国却凭借“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双轨改革，既维持了经济稳定，又让新产业利用后来者优势快速发展，积累资本，使一些产业逐渐符合比较优势，为过渡到市场经济创造了物质条件。
⑥提问：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如何？
林毅夫：尽管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利用后来者优势30多年，增长潜力可能已经耗尽，但实际上，后来者优势的大小并不取决于已经利用了多少年或当前的绝对发展水平，而是取决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是可用中国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水平来衡量。
通过比较中国与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可以发现当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与中国当前相似时，它们都实现了高速增长。按照德国、日本、韩国的历史经验，并以2019年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衡量，从2019年到2035年，中国应该还有16年8%以上的增长潜力，有可能实现5%～6%的增长；从2036年到2049年，中国应该还有6%的增长潜力，有可能实现3%—4%的增长。
尽管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挑战，但这并不会对人均GDP的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虽然老龄化可能导致劳动力数量减少，但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如教育水平），可以保持有效劳动的数量不下降。中国已经在教育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员教育水平较高，这有助于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此外，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具有独特的优势。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研发周期短、资本投入少，更依赖人力资本。中国拥有大量相关领域的大学毕业生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为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关于中美摩擦和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虽然美国可能在一些关键技术上对中国进行限制，但中国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合作以及新型举国体制来突破这些限制。例如，华为在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后，仍然能够生存和发展，这表明中国有能力应对技术封锁。美国将无法在科技上“卡中国的脖子”，并且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也需要中国的市场，美国从双边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将比中国更大。
凭借人才优势、国内大市场优势和产业链配套齐全的优势，中国仍有非常大的可能实现5%的增长。如果能够充分发挥潜力，中国在2035年之前有望实现5%-6%的增长，在2036年至2049年之间实现3%-4%的增长。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有望达到美国的一半，经济体量则有望达到美国的两倍。届时，中美关系就会进入一个有望改善的新局面，世界也会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因此，中国继续保持较快发展，不仅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将为世界的稳定发展提供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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